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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类是最近参加湖南卫视一个叫《新青年》谈话节目的事后出现的。当时这个节目的导演打电话给我说她被一个嘉宾放鸽子了，要我救场。我在确定了是一个专访，没有观众没有嘉宾没有其他之类的人物以后欣然决定帮忙，不料也被放了鸽子。现场不仅嘉宾甚众，而且后来还出现了一个研究什么文史哲的老，开口闭口意识形态，并且满口国外学者名字，废话巨多，并且一旦纠住对方有什么表达上的不妥就不放，还一副洋洋得意的模样，并声称自己的精神世界就是某某人的哲学思想撑起来的。你说一个人的独立的精神，如果是就靠几本书撑着，那是多大一个废物啊，我觉得如果说是靠某个姑娘撑起来的都显得比几本书撑起来的更有出息一点。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不过最最让人觉得厉害的是，在那里很多中国人都是用英语交流的。你说你要练英文的话你和新西兰人去练啊，你两个中国人有什么东西不得不用英语来说的?

不幸的是，就连那帮不学无术并且一直以为祥林嫂是鲁迅他娘的中文系的家伙居然也知道此事。

此人兴冲冲赶到，看见我的新车以后大为失望，说：不仍旧是原来那个嘛。

不幸的是，这个时候过来一个比这车还胖的中年男人，见到它像见到兄弟，自言自语道：这车真胖，像个馒头似的。然后叫来营销人员，问：这车什么价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