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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我们的百般解说下他终于放弃了要把桑塔那改成法拉利模样的念头，因为我朋友说：行，没问题，就是先得削扁你的车头，然后割了你的车顶，割掉两个分米，然后放低避震一个分米，车身得砸了重新做，尾巴太长得割了，也就是三十四万吧，如果要改的话就在这纸上签个字吧。

老夏走后没有消息，后来出了很多起全国走私大案，当电视转播的时候我以为可以再次看见老夏，结果发现并没有此人。

原来大家所关心的都是知识能带来多少钞票。

其中有一个最为让人气愤的老家伙，指着老枪和我说：你们写过多少剧本啊?

第二是中国队的后场控球能力好。中国队在江津把球扔出来以后，经过一阵眼花缭乱的传切配合和扯动过人，大家定神一看，球还在自家禁区附近呢，但在这过程中，几乎没有停球的失误，显得非常职业。这时，对方一个没事撑的前锋游弋过来，大家就慌了，不能往后传了，那只能往旁边了，于是大家一路往边上传，最后一哥儿们一看不行了，再往边上传就传到休息室里去了，只能往前了，于是就回到了第一个所说的善于打边路。

这天老夏将车拉到一百二十迈，这个速度下大家都是眼泪横飞，不明真相的人肯定以为这两个傻×开车都能开得感动得哭出来。正当我们以为我们是这条马路上飞得最快的人的时候，听见远方传来涡轮增压引擎的吼叫声，老夏稍微减慢速度说：回头看看是个什么东西?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