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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对于这样虚伪的回答，我只能建议把这些喜欢好空气的人送到江西的农村去。

我泪眼蒙回头一看，不是想象中的扁扁的红色跑车飞驰而来，而是一个挺高的白色轿车正在快速接近，马上回头汇报说：老夏，甭怕，一个桑塔那。

结果是老夏接过阿超给的SHOEI的头盔，和那家伙飙车，而胜利的过程是，那家伙起步想玩个翘头，好让老夏大开眼界，结果没有热胎，侧滑出去被车压到腿，送医院急救，躺了一个多月。老夏因为怕熄火，所以慢慢起步，却得到五百块钱。当天当场的一共三个车队，阿超那个叫急速车队，还有一个叫超速车队，另一个叫极速车队。而这个地方一共有六个车队，还有三个分别是神速车队，速男车队，超极速车队。事实真相是，这帮都是没文化的流氓，这点从他们取的车队的名字可以看出。这帮流氓本来忙着打架跳舞，后来不知怎么喜欢上飙车，于是帮派变成车队，买车飙车，赢钱改车，改车再飙车，直到一天遇见绞肉机为止。 -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