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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一凡说：好了不跟你说了导演叫我了天安门边上。

第一是善于联防。这时候中国国家队马上变成一只联防队，但是对方一帮子人在一起四面八方冲呢，防谁呢?大家商量一阵后觉得中国人拧在一起才能有力量，不能分散了，就防你这个脚下有球的家伙。于是四个以上的防守球员一起向那个人冲过去。那哥儿们一看这么壮观就惊了，马上瞎捅一脚保命，但是一般随便一捅就是一个单刀球来，然后只听中国的解说员在那儿叫：妙传啊，就看江津了。于是好像场上其他十名球员都听到了这句话，都直勾勾看着江津

其实离开上海对我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只是有一天我在淮海路上行走，突然发现，原来这个淮海路不是属于我的而是属于大家的。于是离开上海的愿望越发强烈。这很奇怪。可能属于一种心理变态。

然后他从教室里叫出一帮帮手，然后大家争先恐后将我揍一顿，说：凭这个。

而我所惊奇的是那帮家伙，什么极速超速超极速的，居然能不搞混淆车队的名字，认准自己的老大。

我说：你看这车你也知道，不如我发动了跑吧。

中国人首先就没有彻底弄明白，学习和上学，教育和教材完全是两个概念。学习未必要在学校里学，而在学校里往往不是在学习。

于是我们给他做了一个大包围，换了个大尾翼，车主看过以后十分满意，付好钱就开出去了，看着车子缓缓开远，我朋友感叹道：改得真他妈像个棺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