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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自从认识那个姑娘以后我再也没看谈话节目。

当时我对这样的泡妞方式不屑一顾，觉得这些都是八十年代的东西，一切都要标新立异，不能在你做出一个举动以后让对方猜到你的下一个动作。

此事后来引起巨大社会凡响，其中包括老张的老伴和他离婚。于是我又写了一个《爱情没有年龄呐，八十岁老人为何离婚》，同样发表。

后来我将我出的许多文字作点修改以后出版，销量出奇的好，此时一凡已经是国内知名的星，要见他还得打电话给他经济人，通常的答案是一凡正在忙，过会儿他会转告。后来我打过多次，结果全是这样，终于明白原来一凡的经济人的作用就是在一凡的电话里喊：您所拨打的用户正忙，请稍后再拨。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老夏顿时心里没底了，本来他还常常吹嘘他的摩托车如何之快之类，看到EVO三个字母马上收油打算回家，此时突然前面的车一个刹车，老夏跟着他刹，然后车里伸出一只手示意大家停车。

第二天，我爬上去北京的慢车，带着很多行李，趴在一个靠窗的桌子上大睡，等我抬头的时候，车已经到了北京。

校警说：这个是学校的规定，总之你别发动这车，其他的我就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