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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最最让人觉得厉害的是，在那里很多中国人都是用英语交流的。你说你要练英文的话你和新西兰人去练啊，你两个中国人有什么东西不得不用英语来说的?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以后每年我都有这样的感觉，而且时间大大向前推进，基本上每年猫叫春之时就是我伤感之时。

年少时，我喜欢去游戏中心玩赛车游戏。因为那可以不用面对后果，撞车既不会被送进医院，也不需要金钱赔偿。后来长大了，自己驾车外出，才明白了安全的重要。于是，连玩游戏机都很小心，尽量避免碰到别的车，这样即使最刺激的赛车游戏也变得乏味直到和她坐上FTO的那夜。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第二天中午一凡打我电话说他在楼下，我马上下去，看见一部灰色的奥迪TT，马上上去恭喜他梦想成真。我坐在他的车上绕了北京城很久终于找到一个僻静的地方，大家吃了一个中饭，互相说了几句吹捧的话，并且互相表示真想活得像对方一样，然后在买单的时候大家争执半个钟头有余，一凡开车将我送到北京饭店贵宾楼，我们握手依依惜别，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面。

第三个是善于在传中的时候踢在对方腿上。在中国队经过了边路进攻和小范围配合以后，终于有一个幸运儿能捞着球带到了对方接近底线的部位，而且居然能把球控制住了没出底线，这个时候对方就扑了上来，我方就善于博得角球，一般是倒地一大脚传球，连摄像机镜头都挪到球门那了，就是看不见球，大家纳闷半天原来打对方脚上了，于是中国人心里就很痛快，没事，还有角球呢。当然如果有传中技术比较好的球员，一般就不会往对方脚上踢了，往往是踢在人家大腿或者更高的地方，意思是我这个球传出来就是个好球。

那人说：先生，不行的，这是展车，只能外面看，而且我们也没有钥匙。

有一段时间我坐在教室或者图书室或者走在路上，可以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夏天气息。这样的感觉从我高一的时候开始，当年军训，天气奇热，大家都对此时军训提出异议，但是学校认为这是对学生的一种意志力的考验。我所不明白的是以后我们有三年的时间任学校摧残，为何领导们都急于现在就要看到我们百般痛苦的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