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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喜欢车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赛车这个东西快就是快，慢就是慢，不像所谓的文艺圈，说人的欣赏水平不一样，所以不分好坏。其实文学这个东西好坏一看就能知道，我认识的一些人遣词造句都还停留在未成年人阶段，愣说是一种风格也没有办法。

其实从她做的节目里面就可以看出此人不可深交，因为所谓的谈话节目就是先找一个谁都弄不明白应该是怎么样子的话题，最好还能让谈话双方产生巨大观点差异，恨不能当着电视镜头踹人家一脚。然后一定要有几个看上去口才出众的家伙，让整个节目提高档次，而这些家伙说出了自己的观点以后甚是洋洋得意以为世界从此改变。最为主要的是无论什么节目一定要请几个此方面的专家学者，说几句废话来延长录制的时间，要不然你以为每个对话节目事先录的长达三个多钟头的现场版是怎么折腾出来的。最后在剪辑的时候删掉幽默的，删掉涉及政治的，删掉专家的废话，删掉主持人念错的，最终成为一个三刻钟的所谓谈话节目。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故意将教师的地位拔高，终于拔到今天这个完全不正确的位置。并且称做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其实说穿了，教师只是一种职业，是养家口的一个途径，和出租车司机，清洁工没有本质的区别。如果全天下的教师一个月就拿两百块钱，那倒是可以考虑叫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关键是，教师是一个极其简单的循环性工作，只要教材不改，永远就是两三年一个轮回，说来说去一样的东西，连活跃气氛用的三流笑话都一样。这点你只要留级一次，恰好又碰到一样的老师就知道了。甚至连试卷都可以通用，只要前几届考过的小子嘴紧，数理化英历地的试卷是能用一辈子的，还有寒暑假，而且除了打钩以外没有什么体力活了，况且每节课都得站着完全不能成为工作辛苦的理由，就像出租车司机一定不觉得坐着是一种幸福一样。教师有愧于阳光下最光辉的职业的原因关键在于他们除了去食堂打饭外很少暴露于阳光下。

在做中央台一个叫《对话》的节目的时候，他们请了两个，听名字像两兄弟，说话的路数是这样的：一个开口就是——这个问题在××学上叫做××××，另外一个一开口就是——这样的问题在国外是××××××，基本上每个说话没有半个钟头打不住，并且两人有互相比谁的废话多的趋势。北京台一个名字我忘了的节目请了很多权威，这是我记忆比较深刻的节目，一些平时看来很有风度的人在不知道我书皮颜色的情况下大谈我的文学水平，被指出后露出无耻模样。

我刚刚来北京的时候，跟朋友们在街上开车飞快，我的一个开黄色改装车的朋友，是让我们这样的主要原因，因为他一直能从我看来不可能过去或者过去会让后面的车骂的空档里穿过去，他在街上飞车很多年从来没有追过别人的尾倒是被别人追过几次尾。另外有一辆宝马的Z3，为了不跟丢黄车只能不顾撞坏保险杠要等三个月才能有货的风险，在街上拼命狂开，而且此人天生喜欢竞速，并不分对手等级，是辆面的或者夏利也要全身心投入。另外有一个本田的CRX，避震调得很矮，恨不能连个不到五度的坡都上不去，并且经常以托底为荣，最近又加入一个改装很夸张的黄色捷达，此公财力不薄，但老婆怕他出去香车美人地风流所以不让他换车，所以天天琢磨着怎么样才能把自己的车开报废了，加上最近在广东私自装了一个尾翼，貌似莲花，造型婀娜，所以受到大家的嘲笑，不得不把心爱的莲花尾翼拆除，所以心中估计藏有一口恶气，加上他的报废心理，所以在街上也是不顾后果，恨不能在路当中的隔离带上开。面对战斗力这样充足的朋友们，我是最辛苦的，因为我不认识北京的路，所以不得不在后面狂追怕迷路。

我深信这不是一个偶然，是多年煎熬的结果。一凡却相信这是一个偶然，因为他许多朋友多年煎熬而没有结果，老枪却乐于花天酒地，不思考此类问题。

原来大家所关心的都是知识能带来多少钞票。

当年冬天即将春天，长时间下雨。重新开始写剧本，并且到了原来的洗头店，发现那个女孩已经不知去向。收养一只狗一只猫，并且常常去花园散步，周末去听人在我旁边的教堂中做礼拜，然后去超市买东西，回去睡觉。

然后那老家伙说：这怎么可能成功啊，你们连经验都没有，怎么写得好啊?

我之所以开始喜欢北京是因为北京很少下雨，但是北京的风太大，昨天回到住的地方，从车里下来，居然发现风大得让我无法逼近住所，我抱着买的一袋苹果顶风大笑，结果吃了一口沙子，然后步步艰难，几乎要匍匐前进，我觉得随时都能有一阵大风将我吹到小区马路对面的面馆。我不禁大骂粗口，为自己鼓劲，终于战胜大自然，安然回到没有风的地方。结果今天起来太阳很好，不知道什么时候又要有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