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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春天中旬，天气开始暖和。大家这才开始新的生活，冬天的寒冷让大家心有余悸，一些人甚至可以看着《南方日报》上南方两字直咽口水，很多人复苏以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到处打听自己去年的仇人有没有冻死。还有人一觉醒来发现自己的姑娘已经跟比自己醒得早的人跑了，更多人则是有事没事往食堂跑，看看今天的馒头是否大过往日。大家都觉得秩序一片混乱。

当天阿超给了老夏一千块钱的见面礼，并且在晚上八点的时候，老夏准时到了阿超约的地方，那时候那里已经停了十来部跑车，老夏开车过去的时候，一帮人忙围住了老夏的车，仔细端详以后骂道：屁，什么都没改就想赢钱。

天亮以前，我沿着河岸送她回家。而心中仍然怀念刚刚逝去的午夜，于是走进城市之中，找到了中学时代的那条街道，买了半打啤酒，走进游戏机中心，继续我未完的旅程。在香烟和啤酒的迷幻之中，我关掉电话，尽情地挥洒生命。忘记了时间的流逝。直到家人找到我的FTO。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这样一直维持到那个杂志组织一个笔会为止，到场的不是骗子就是无赖，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叫老枪的家伙，我们两人臭味相投，我在他的推荐下开始一起帮盗版商仿冒名家作品。

第二笔生意是一部桑塔那，车主专程从南京赶过来，听说这里可以改车，兴奋得不得了，说：你看我这车能改成什么样子。

此后我决定将车的中段和三元催化器都拆掉，一根直通管直接连到日本定来的碳素尾鼓上，这样车发动起来让人热血沸腾，一加速便是天摇地动，发动机到五千转朝上的时候更是天昏地暗，整条淮海路都以为有拖拉机开进来了，路人纷纷探头张望，然后感叹：多好的车啊，就是排气管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