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胆雄心

到了上海以后，我借钱在郊区租了一个房间，开始正儿八经从事文学创作，想要用稿费生活，每天白天就把自己憋在家里拼命写东西，一个礼拜里面一共写了三个小说，全投给了《小说界》，结果没有音讯，而我所有的文学激情都耗费在这三个小说里面。

我的朋友们都说，在新西兰你说你是中国人人家会对你的态度不好。不幸的是，中国人对中国人的态度也不见得好到什么地方去。而我怀疑在那里中国人看不起的也是中国人，因为新西兰中国人太多了，没什么本事的，家里有点钱但又没有很多钱的，想先出国混张文凭的，想找个外国人嫁了的，大部分都送到新西兰去了。所以那里的中国人素质不见得高。从他们开的车的款式就可以看出来。

老夏马上用北京话说：你丫危急时刻说话还挺押韵。

我浪费十年时间在听所谓的蜡烛教导我们不能早恋等等问题，然而事实是包括我在内所有的人都在到处寻找自己心底的那个姑娘，而我们所疑惑的是，当我喜欢另一个人的时候，居然能有一根既不是我爹妈也不是我女朋友爹妈的莫名其妙的蜡烛出来说：不行。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知道这个情况以后老夏顿时心里没底了，本来他还常常吹嘘他的摩托车如何之快之类，看到EVO三个字母马上收油打算回家，此时突然前面的车一个刹车，老夏跟着他刹，然后车里伸出一只手示意大家停车。

那家伙一听这么多钱，而且工程巨大，马上改变主意说：那你帮我改个差不多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