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刻奥特曼

然后老枪打电话过来问我最近生活，听了我的介绍以后他大叫道：你丫怎么过得像是张学良的老年生活。

当我看见一个地方很穷的时候我会感叹它很穷而不会去刨根问底翻遍资料去研究它为什么这么穷。因为这不关我事。

那家伙打断说：里面就别改了，弄坏了可完了，你们帮我改个外型吧。

第一次去北京是因为《三重门》这本书的一些出版前的事宜，此时觉得北京什么都不好，风沙满天，建筑土气，如果不说这是北京还没准给谁西部大开发掉了。我觉得当时住的是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宾馆，居然超过十一点钟要关门，幸好北京的景色也留不住我逛到半夜，所以早早躲在里面看电视，看了一个礼拜电视回去了，觉得上海什么都好，至少不会一个饺子比馒头还大。

我在北京时候的一天晚上，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个外地的读者，说看了我的新书，觉得很退步，我说其实是我进步太多，小说就是生活，我在学校外面过了三年的生活，而你们的变化可能仅仅是从高一变成了高三，偶像从张信哲变成了F4而已，所以根本不在一个欣赏的层次上。我总不能每本书都上学啊几班啊的，我写东西只能考虑到我的兴趣而不能考虑到你们的兴趣。这是一种风格。

而且这样的节目对人歧视有加，若是嘉宾是金庸巩利这样的人，一定安排在一流的酒店，全程机票头等仓；倘若是农民之类，电视台恨不得这些人能够在他们的办公室里席地而睡，火车票只能报坐的不报睡的。吃饭的时候客饭里有块肉已经属于很慷慨的了，最为可恶的是此时他们会上前说：我们都是吃客饭的，哪怕金庸来了也只能提供这个。这是台里的规矩。

然后和几个朋友从吃饭的地方去往中央电视塔，途中要穿过半个三环。中央电视塔里面有一个卡丁车场，常年出入一些玩吉普车的家伙，开着到处漏风的北京吉普，并视排气管能喷出几个火星为人生最高目标和最大乐趣。

在野山最后两天的时候我买好到北京的火车票，晚上去超市买东西，回学院的时候发现一个穿黑衣服的长头发女孩子，长得非常之漂亮，然而我对此却没有任何行动，因为即使我今天将她弄到手，等我离开以后她还是会惨遭别人的毒手——也不能说是惨遭，因为可能此人还乐于此道。我觉得我可能在这里的接近一年时间里一直在等她的出现，她是个隐藏人物，需要经历一定的波折以后才会出现。

这首诗写好以后，整个学院不论爱好文学还是不爱好文学的全部大跌眼镜，半天才弄明白，原来那傻×是写儿歌的，第一首是他的儿歌处女作，因为没有经验，所以没写好，不太押韵，一直到现在这首，终于像个儿歌了。

自从认识那个姑娘以后我再也没看谈话节目。